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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剑涛（1994— ），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科技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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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剑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审思[J].中国高等教育评论，2024，19（01）：117-130.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科技伦理教育对于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都至关重要。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系统视角出发，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承担着以顶层设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全局意识导引科技高质量发展，抵御智能化社会潜在风险；以文化互融助力人才高质量发展，引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目标取向，其内在维度是以实现从“管束型”到“内塑型”的教育定位转化为前提条件、以实现从“碎片化”到“思维链”的教学模式变革为有力抓手、以从“松散型”到“有组织”的组织形态转变为必要保障、以实现从“移植性”到“自主性”的话语体系构建为文化中介。具体实践蓝图包括贯彻系统全局观，落实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科学定位；践行复杂思维观，变革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教学模式；秉承协同聚力观，规范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运行机制；守持文明引领观，涵育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在自信。

关键词：教育科技人才；研究生科技伦理；科技伦理教育；一体化

在科技加速变革和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研究生群体接触的许多前沿和交叉科学技术领域都暗含着伦理问题。科技伦理教育对于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都至关重要。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强调要“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完善科技伦理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伦理人才队伍”。此后，高校推进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首度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也重申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基于此，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系统视角出发，有助于引导我国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取向和行动逻辑与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交汇，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建设。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

根据《意见》中对科技伦理的内涵规定，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是指高校向研究生普及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时，需要遵照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引导他们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科技观和价值观，实现内心“向善”的动态过程。我国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运行规律内蕴着教育、科技、人才全要素融合发展的一体化逻辑，其目标向度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以顶层设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高校培养当代研究生人才的根本取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中，首条就是“以德为先”。教育部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中也都强调要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要求。科技与人才本就是研究生教育系统内的关键要素，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必须推动“立德树人”成为检验科技创新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首要标准，使之对科技热点与伦理问题发挥深刻教育阐释力，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来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活动同时发生在强调知识传授的教育场域和注重行为规范的科技场域。由于不同场域相互独立，研究生扮演的角色不同，面临的社会期待也不同。例如，作为学生角色，研究生更偏重学习伦理知识和遵守学术规范。作为校企合作中企业科技工作者的一员时，其则被认为要具备独立决策和承担风险后果的能力。传统科技伦理教育虽能让研究生对伦理知识有常规认知，但很难让他们对正式进入科技行业后可能面临的伦理规范和操作产生深刻理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要联通教育与科技两种场域的主体、资本和资源，让学生同时从教育系统获得规范知识，以及从科技系统获得行为规训，达成知行合一的境界。进一步看，研究生教育场域兼含“（教育）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特性，后者是其有别于其他层次教育的异质属性，其内部竞争往往能促进科技创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会使研究生在科技创新中面临更繁冗的学科内容和伦理脉络。因此，与以外在规训为主、主要对个人观念或行为进行正误判断的普通道德不同，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始终坚守教育先行和伦理先行的前瞻原则，帮助学生养成更注重内在指引的高尚道德，使学生能更好地在理念和行动上平衡科技与伦理的价值天秤，成为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补充。

（二）以全局意识导引科技高质量发展，抵御智能化社会潜在风险

新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智能技术在促进全球科技变革的同时，也招致环境破坏、核危机、人机冲突等复杂伦理问题。中共中央制定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也把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作为2035年的重要目标。其中，中国确定的科技前沿项目首先就瞄准人工智能。可见，现代社会在科技推动下已经步入智能阶段。而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首要障碍就是对其技术的误判，并可能招致应用受阻、管理失误和技术误用等风险。对此，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旨在作为科技“反应器”和社会“连接器”激发现代科技的人文向度，促进科技创新与危机防范的辩证统一，引导科技高质量发展。

长久以来，高校被视为主攻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的科研前端，社会或企业则被视为引导人才将知识应用于已有技术的批量生产和新技术的创新创造的科研后端。这种短视行径实则人为割裂了科学技术之工具理性和伦理道德之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使学者们面对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辩驳时，站向了同一论、无关论、对立论、辩证统一论、科技决定性和伦理决定论等互斥立场。现实中，智能化社会的潜在风险身兼两大特性：一是危机判别滞后。例如智能技术创造了消费型神经科技装备，用以追踪人类大脑活动和收集深层数据，本意是缓解人类大脑疾病，却在执行中存在易被窃取隐私信息和利用神经反馈来操纵大脑的风险。二是波及范围广泛。美国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于2020年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所有互联工具在推动经济增长时，会将一个地方所遇的麻烦以更快速度和更低成本传播到更远距离和更深层次。这也令我们不禁自忖，技术发展和伦理价值并非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研究生人才，以预判科技可能带来的破坏，助推全社会实现科技“安全和发展”的一体两翼和双轮驱动作用。

（三）以文化互融助力人才高质量发展，引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高校是教育、科技和人才的重要交汇点，兼有文化保存、交流与传承的特殊职能。美国学者德拉蒙德（Caitlin Drummond）与其导师费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通过调查发现，面对具有争议性的科学话题，接受更多科学知识教育的人更易产生分歧和极端观点，且更可能坚守立场。某种意义上，坚守立场即一种文化力量。研究生教育文化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载体，重视专业发展和终身研习。科技文化强调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贡献，重视技术应用、生产效率提升及生活水平改善。人才文化关照人的潜力发掘和社会价值，注重人的精神建设和品性塑造。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应蕴涵对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理性认知，又囊括对智慧和善良的推崇，并统摄于学科文化和民族文化当中，助力人才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蕴藏着学科文化的交融。“科学家所要处理的真实世界的研究课题，很少来自按部就班的学科类别，其解决方法亦然”。如今许多人文社科研究生的课题也大量关涉人权、隐私、技术滥用等在理工科专业才常见的伦理规约问题，学科分化带来的文化隔阂只会加固科技与伦理的壁垒。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肩负了促进不同学科文化在学生精神世界互融的使命。另一方面，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积蓄着民族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意见》提及的“科技向善”则是我们建立文明型科技创新国家的崛起逻辑。现代科技本质是一种荷载着主观价值的创造实践活动，随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科技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现代科技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影响。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应能引导学生走向“将科学所追逐的‘求真’与道德推崇的‘善美’结合起来”的人本主义，形成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社会的新型伦理框架和文化软实力。

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维度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勾勒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图谱，根据现代治理理论来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是有效提升高校内部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机制和赋力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必要组成，不仅有高校内部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以组织平台为领地，遵循教育定位与教育规律展开科技伦理教学实践，也包括高校外部的政府、企业、社会科技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为科技伦理教育出谋献策，更包含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话语体系构建，其维度包括教育定位、教学模式、组织结构和话语体系四方面。

（一）前提条件：从“管束型”到“内塑型”的教育定位转化

除了《意见》以外，我国对科技伦理教育展开规划的政策文件并不多见，传统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成效难以精准量化且不作为专业课考察，实操中多沦为思政教育的“附庸”。这种强调短期效益的管束型教育定位，实则源于片面竞逐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工业化思维，使得多数高校难以从战略维度和哲学高度领悟科学发展观和伦理教育观。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质量要实现从低到高的华丽转身，首要前提是科学的教育定位。

首先，课程安排是一所高校对科技伦理教育定位的直观呈现。从系统视角审视，教育与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且占据着基础先导地位，意味着科技伦理课程其实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应当得到重视。然而，我国大部分研究生从基础教育阶段起就没有接触过专门的科技伦理专业课程。其次，研究生培养目标引导着科技伦理教育的整体布局。研究生层次对比本科层次而言，在定位上更注重培养具有一定的深化理论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后备人才，可持续和负责任的创新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有效着力点，必然需要科技伦理教育充当人才素质提升的媒介，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适应性人才。最后，科技伦理教育的当代价值必须服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之前，教育、科技、人才对应的板块分别是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如今三者被提振到同一战略层次，意味着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已被视为国家战略的细化环节，成为回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优势。

怀进鹏部长在2022年的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教育只是社会系统一部分，要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去定位教育的发展，“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从系统观出发重审教育的角色、作用和路径。从复杂性科学思维出发，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内含着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自然、文化的伦理调节和监督。高校应以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为着力点，从“管束型”转向“内塑型”教育定位，充分提振和丰富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地位和类型，培养出具有高度伦理觉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才。

（二）有力抓手：从“碎片化”到“思维链”的教学模式变革

传统的灌输式科技伦理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和考核指标，在内容体系上多存在伦理性不显、脱离科技前沿、忽视人才内在素养等问题，教学上也缺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种方式融合的教学意识，加上“重学术而轻伦理”的评价“痼疾”，容易导致研究生陷入追求论文发表和非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低端制造的误区。这种低质量教学模式带来的是研究生科技伦理知识图谱和决策体系的碎片化，容易引发学生出现数据造假、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等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可见，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需要以教学模式的革新为重要抓手。

法国思想家莫兰（Edgar Morin）就反对通过道德课传授伦理规范，他认为伦理规范“应该在精神中从人既是个人，又是社会的一部分，还是族类的一部分的意识出发来自我形成”。研究生科技伦理教学模式应当能让学生形成整合的观念以及对宏观科技伦理问题的整体把握能力，改进学生思考科技伦理问题的范式和格局。长远来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重要表征为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每个节点都可能隐含着具有缜密逻辑性和复杂实践性的科技伦理问题，需要未来技术领域的研究生人才具有前瞻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工程技术伦理、终身学习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动态适应能力和全球胜任力。面对我国科技“卡脖子”困境和突破原始创新的现实需求，高校要从教学理念、内容整合、方法选择和评价转向等方面重塑学生科技伦理方面的逻辑思维模式。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未来高校科技伦理教学模式也将进行数字转型。当代主流的人工智能以大数据语言模型处理任务时，在达成一定规模后可能触发计算机的自我“涌现”，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和回答。这种类似于人类大脑思考模式的生成源自“思维链”（chain-of-thought）技术孕育的逻辑推理模式，其将问题进行层级拆解和上下推导后得到的答案可能超越人类且具有高可信度。过度专业化的研究生教学内容不免造成学生被碎片化的思维定式固化，难以完整剖析科技伦理深层问题。因此，研究生科技伦理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应是利用现代科技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培养学生产生“由点到面”“由散到合”的深度一体化“思维链”模式。

（三）必要保障：从“松散型”到“有组织”的组织形态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者的关键要素都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要统筹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的内核，离不开创建强力的组织，形成长效的教育资源供应和冲突弥合能力。

高效的组织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对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发挥功效：一是设立制度化的组织，例如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或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大力推进科普科技伦理的制度建设工作，强化教育成效；二是组织内部制定惩戒措施、科研规范等形成教育规训力量，严厉打击高校内部一系列违反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的不良行为；三是要求不同科研或行政组织汇聚学科文化和行动共识，形成加强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和培育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文化合力。同时，随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成为新时期研究生最大的科研驱动力，许多呈现复杂巨系统的科研问题需要通过组建顶尖团队方能取得突破，然而，组织文化和共同体文化都需要强大的学科建设作为基底，但我国科技伦理学科尚未形成系统化和规模化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极大制约了科技伦理学的发展，也导致我国科技伦理教育的相关组织呈现“松散化”样态。

立足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回望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要“加快变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强化有组织科研”。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也要加快转变科研创新范式和组织形态。一方面，通过有组织科研凝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信念，使原本松散的教育组织运作模式能尊重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和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规律，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整合多学科、多组织、多人员、多区域的力量强化科技伦理教育。另一方面，通过有组织科研更明确地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方向，以培养在相关核心领域掌握夯实的学科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全球战略视野、突出科技伦理素养、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应对复杂科技伦理问题和“卡脖子”问题的高素质创新型科技人才为目标，统筹校内外各主体共同参与科技伦理教育的功能责任、制度规范和合作关系，并对研究生科技伦理违规行为和教师教育失职行为做出调查、处理、申诉、监督等系列部署，帮助高校落实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和科技伦理教育的双重主体责任。

（四）文化中介：从“移植性”到“自主性”的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和相关规范体系，构建科技伦理教育话语体系能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下独具中国文化标识的伦理核心概念，彰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科技正向发展的辩护立场，引导研究生形成包容、理解、和平、共存的科技伦理意识，也塑造着研究生科技伦理秩序和国家科技发展道路的文化坐标。在此意义上，话语体系充当着文化中介的作用，不断强化着科技伦理教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考察现代化涵盖的社会范围，教育、科技、人才属于基础性要素，在其根基上又生出政治体制、产业结构、制度形态等发展性要素。即教育、科技、人才极大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结构。现实来看，我国科技伦理话语力量在国际上还略显薄弱。国内科技伦理话语权大多掌握在行政人员或者科技人员手中，作为非科技专业出身的教育人员往往缺乏统一的话语框架和标准。近年来，我们更是遭受着人工智能所构筑的话语体系的威胁，它们会将有关人的智能、意识、意志等特性的问题都还原为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动机。有研究指出，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基准实际上难以解决所含的大量伦理问题。我国当代科技伦理教育话语产生于智能时代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中，建设科技伦理话语体系还任重道远。

研究生科技伦理的教育话语是一套包含政策话语（主要面向国际）、学术话语（主要面向学界）和通用话语（主要面向大众）的全面、连贯的内容体系。举例来看，政策话语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就是通过“战略”“一流”“领军”“卓越”等话语的文化教化方式向社会传递着国家人才战略建设所注重的品性内涵。学术话语层面，《意见》颁布以来，以“科技伦理思想”“伦理治理”“伦理审查”“科技向善”等为主题的高水平论文成果也以文字交流、语义互动、画面想象、文化熏陶和精神激励等隐性教育方式，不断自主构筑起我国科技伦理教育的话语体系。通用话语层面，有学者指出，将“学术不端”“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科研伦理”等具有不同含义的科研规范话语统整到“学术伦理”这个综合话语中，这一具有共识的话语不仅能唤起研究生群体潜意识的道德关注，而且能更好地向公众普及一些科技伦理用词和概念。长远观之，当科学、技术、教育、伦理等领域的知识以话语为媒介进行跨学科整合，当不同场域内的利益和责任主体通过上述三种话语类型一同传达科技伦理的核心概念和原则时，这种强大的价值共识就会形成高校连接教育、科技、人才的共同体文化力量，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技伦理精神面貌通过自主性话语的力量传播到国际舞台上，凝聚国外学者和大众对中国科技发展道路和教育理念的深度认同。

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背景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无论是与科技相关的新领域、新赛道的开辟，还是与人才相关的新动能、新优势的塑造，研究生教育改革都将聚焦如何培养新时代勇攀科技高峰又胸怀向善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以教育、科技、人才协调变革的态势，共绘新时代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实践蓝图，是践行中国式“科技向善”理念的重要策略。

（一）贯彻系统全局观,落实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科学定位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视角下，高校要彰显系统全局的思维，明晰自身的教育资源、科研环境和育才底蕴等要素，将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定位提振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支撑的层面予以观照。

首先，高校要将科技伦理纳入全体研究生的核心专业课程或通识必修课程，号召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突出的双一流院校发挥品牌和经验优势，以对口支援、项目合作、访学交流等形式与其他院校共同开展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实践，凝聚科技伦理教育常态化的共识。其次，加强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面向科技创新主战场的意识，明确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逻辑，设计符合不同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和方案，并制定政策法规和实施标准，在内部条款中明确教育目标、教学模式、组织建设、评价管理和经费投入等相关问题，加强教育定位。最后，将科技伦理教育工作贯穿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过程。高校还可以让研究生发挥人才智囊优势，积极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普及各领域科技前沿和伦理知识，以绿色实践促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建立起政府、高校、科技行业、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科技伦理共育机制，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科学定位标签。

（二）践行复杂思维观，变革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教学模式

高校在研究生培养中要以现实的科技问题和科技急需为导向，贯彻科技伦理全过程育人的指导思想，用数字技术推动教学模式变革，以此制定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方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每个学校因地域、定位、教学环境及文化资源的不同，具有差异化的学科发展规划和人才导向，变革教学模式前要成立研究团队，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开展本校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调研工作。在师资方面，积极吸纳科技领域和行业的一线工作者或知名学者、管理者成为科技伦理师资的重要补充。通过专题讲座、学术会议交流等知识学习活动，强化教师、研究者和伦理委员会成员的科技伦理素养和教学能力。在内容方面，建立本研贯通的科技伦理内容架构，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科技伦理主题跨学科课程和网络精品课程，并明确学分考核标准。在教学方面，高校要编写相应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教师可以运用在线课程、虚拟实验室、远程协作等方法打造互动式伦理课堂，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技伦理教学变革的探索。在评价方面，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应变能力、全球贡献为导向，注重德行并济、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科技素养的研究生人才评价体系、科技评价体系和教育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研究生科学素养指标体系和伦理评价标准。

（三）秉承协同聚力观，规范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运行机制

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要真正实现高质量，需要厘清不同主体和不同要素在组织中是如何协调的。高质量的组织建设能通过协同聚力，帮助多元主体从技术与人的角度将对科技伦理的理解汇聚在同一象限。

开展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组织建设要注意两条原则：一是保证给研究生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支持系统；二是完善“以科研贡献和人才质量”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行动框架。为此，第一，高校要与政府合作推动多种形态的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建立。例如，跨区域科技伦理委员会、区域性专业伦理审查中心，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医学等重点领域的分委员会等。第二，高校要联合各部委和组织，搭建起高效治理的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平台和体制机制，推动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与治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落实当地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高校、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等的科技伦理管理的主体责任。第三，高校要建立研究生科技伦理监测系统，在与地方政府和骨干行业企业对接、与创新型企业聚焦“卡脖子”难题联合攻关时，可以共同制定科技伦理事件清单，促进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第四，大学组织是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高校要顺应本校学科发展方向推进科技伦理相关的学科建设，培育相关专业研究生人才，强化伦理研究和科学普及。

（四）守持文明引领观，涵育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在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下，研究生科技伦理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履行新文化使命的必要渠道，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要求我国提升在国际上的科技伦理话语权。话语体系创新要建构“思维原则—核心概念—基本原理—科学问题—方法论及方法体系”的学理链。中国科技伦理教育话语核心概念要扎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土文化情境。例如，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理念，输出的就是传统中华文明注重公序良俗和协商合作的伦理价值观。同时，中国科技伦理的创新道路与国际理念也是同频共振的。《意见》中提到的科技伦理治理四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与国际公认的人类研究的基本伦理原则高度重合。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手准备为神经技术制定伦理框架，成为继人类基因组（1997年）、人类基因数据（2003年）和人工智能（2021年）后建立的全球伦理框架，同时还与欧盟委员会加快推动在全球范围实施于2021年由193个成员国通过的《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我国也可以通过发布倡议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伦理教育话语体系和科技伦理研究新范式。此外，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话语普及也至关重要。例如，高校可以联动科技企业利用自媒体平台普及科技伦理知识。未来，我国高校应持续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理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话语叙事主线，转化为提升中国在国际伦理教育和科技治理领域的话语权的养分，为推动全球科技向善和人类福祉贡献中国力量。

上述文章刊登于《中国高等教育评论》第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