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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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川（1957— ），男，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及其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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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川. 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 [J].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2024, 20 (02): 47-59.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埋下了在中国建成一流大学的理想种子，并终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参照系是世界一流大学，核心内涵是学术研究和学术独立，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这一理想在现实中却屡屡受挫，以至于他抱憾终身。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份难得的思想遗产，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下我国已经开启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仍然不失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胡适；一流大学；《非留学篇》；“学术独立计划”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的世纪梦想。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适对于建设一流大学，不仅做过比较系统的思考和阐发，而且身体力行不懈追求，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理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及其所言所行，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仍有其独特的意义，是一笔不能忽视的思想遗产。如今，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重温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906年秋，志学之年的胡适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其间他因病辍学一学期，1909年又因学潮离校，并未卒业。胡适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经历充其量也就三年左右，程度相当于大学预科，他当时对高等教育的识见，仅此而已。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官费留学，主修农学，1912年转学文学，191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大大拓展了胡适的眼界，为他展示了一个与中国公学全然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激发了他对国内高等教育的思考。

思考的第一个成果，便是1914年1月在《留美学生年报》发表了引起较大反响的《非留学篇》一文。按理说，胡适本人是庚款留学的受益者，应该对留学歌功颂德才是，但他在此文中却对中国的留学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此乃“吾国之大耻也”“天下之大耻也”。胡适指出，当时的留学有两大弊端，一是留学“费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二是不少留学生把留学当作“敲门之砖”“进取仕禄之阶”，因此他断定此种留学于“吾国学术文明”并无多大助益。在胡适看来，留学乃“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乃“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故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胡适认为，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一国学术文明之中心”，国家的根本之图、长久之图应在大兴本国的大学，“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此文体现了胡适终生一以贯之的风格，言辞虽较激烈，但对一位23岁的青年来说，对留学和大学问题能有这样的见解，不能不说这正是胡适的过人之处。这是他在体验了两国不同的高等教育之后切身的感受和心得，实属难得。

胡适在留学期间曾受到一个不小的刺激，缘起于一件看似不经意的小事。1915年2月20日，胡适与英文教授亚丹（J.Q.Adams）有一段很随意的对话。亚丹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这在亚丹就是随口一问，但一向伶牙俐齿的胡适对于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竟一时“无言以对”。亚丹又问：“京师大学如何？”胡适未上过京师大学，只能以传闻相告。亚丹对胡适说，若中国真有一所“完美之大学”，他愿意将自己珍藏的数千册英国古今剧本相赠。显然亚丹并未把京师大学当作“完美之大学”，否则他就应该表示将这些剧本赠送给京师大学了。亚丹见胡适一时语塞，遂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大学乃一国文化之中心”“国之先务”云云，岂不知这层意思胡适在一年前发表的《非留学篇》中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虽然这只是一次很不经意的闲聊，但胡适却很受刺激，深以为耻，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详细地记下了这件事，并且发了一个“毒誓”：“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似乎意犹未尽，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中国何时才能拥有像哈佛、剑桥那样的世界著名大学？这个问题从此一直困扰着胡适，理想的种子就此深植于他的心中，激励着他对中国大学问题做长期不懈的观察和思考，直至他去世。

从此以后，胡适成为“大学”问题的一个有心人，非常用心地观察美国的大学，经常做观察记录，如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1916年的年度经费预算（分别为400万、450万美元），他都在日记中一一记录在案。与本国教育经费比较之后，他批注道，这个数目“与吾国全国之教育年费相去无几”。哥伦比亚大学的年度经费“富可敌国”，胡适大为感叹。

1917年初，不满27周岁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夜之间暴得大名，随即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于当年夏天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也就是亚丹眼中不完美的“京师大学”）。在回国的路上，胡适的心中一直回响着英国大主教纽曼的名言，“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他“以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竭力想对于这种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作一番大改造的功夫”。就这样，胡适踌躇满志地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带着一流大学的理想进入北大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胡适发了“毒誓”要生见中国之哈佛、剑桥，北大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实现这个理想的寄托。1917年9月21日，北大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刚入职的胡适为师生作了题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尽管这篇演讲的具体内容暂且无从考证，《胡适全集》和《北京大学史料》等均未收入，但从胡适此前此后的言论来推断，这篇演讲的基本观点应该与他在《非留学篇》中阐述的“教育学问之中心”“学术文明之中心”论点大同小异。1920年秋，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以“提高与普及”为主旨再次演讲，寄希望于北大同人以后都从“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提高的研究功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这就必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要创造文化、学术、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1921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针对外界“北大是学阀”的指责，理直气壮地称：“我想要作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数次演讲的具体表述虽有区别，但其主旨与他1917年演讲的主题基本上一脉相承。

胡适入职北大之后，作为最年轻的教授，不仅很快在教学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兼任了校内很多职务，如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学系主任、教务长、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校评议会评议员；五四运动蔡元培离校出走期间，胡适与另两位教授被推出共同“代行校务”。胡适在北大的最初两年，适逢蔡元培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时期，蔡元培对留美归来的胡适在很多方面表露出令人羡慕嫉妒的倚重，常就校务相商。而胡适出于对蔡元培的敬重，更是出于建设一流大学的理想，因此热心于北大的校务改革，不仅为蔡元培出谋划策，而且带头冲锋陷阵。当时北大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从实行选科制、创办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发起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创办学术刊物，到实行教授治校，都活跃着胡适的身影，都可以看到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1917年10月25日胡适在致母亲信中解释自己不能请假回乡完婚的理由时说，“因建议废现行之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此议已经教育部通过，但一切细目详章尚须拟好”，且自己“为创议之人”“当竭力筹办此事”。由此可知，北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实是胡适首先提议。蔡元培在晚年回忆中也提到，因“教员中有自美留学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决定采纳其建议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单位制）。蔡元培在晚年回忆中还多次提到胡适当年的大力襄助，称赞胡适“一方面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胡适从1917年9月进入北大，到1925年底离职，这是他在北大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胡适从27岁到34岁，正是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此间他一共上过十多门课程，从第一学期的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三门，到后来的西洋哲学史、中国名学、论理学、英美诗、哲学史（文科）、哲学史（理科）、梵文、国语、国语文法、杜威著作选读等，其学科跨度之大、课时之多，在今天都是很难想象的。同时，他还兼任很多服务工作和社会活动，每天都要忙到半夜之后，这样的节奏成为他一生的常态。他当时真是把自己献给了北京大学，也真把北大当作他一流大学理想的寄托。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残酷。五四运动之后，北大处于舆论的中心，社会各界褒贬不一，褒之者赞其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贬之者斥其为“洪水猛兽”“趋怪走奇”（林琴南语）。胡适对这两种声音都很不以为意，但有一种批评声音，说北大“门槛很高，出门很容易”“程度不高”“学问不好，学风不好”，却引起他的警觉，也与他的想法暗合。五四运动后的数年间，北大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学潮四起，教授索薪，派系林立，乱象丛生。这种状况，与胡适理想中的一流大学，相差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于是胡适对北大的批评言论也逐渐地多了起来。

第一次公开批评北大是在1920年9月17日的开学典礼上，他质问道：“这几年来北大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中心’的‘金字招牌’，但是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方面贫穷到这个地步，惭愧不惭愧？”他说：“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当时，北大的很多师生仍然陶醉在五四运动胜利的兴奋之中，胡适的这番言论不啻是当头的一盆冷水。胡适“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并希望北大不要做“浅薄的普及运动”而要用全力向“提高”下功夫，这番说辞都源于他的“洗耻”一说。

1922年10月，胡适撰文公开批评北大，把自己对北大的不满，传播到校园之外。他在文中写道：“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等于是在日日自己毁坏自己。”他借古人“暴得大名不详”一语，认为北大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是“大不祥的事”。他在文中写道：“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彻底觉悟过来，努力向实质上做去，洗一洗这几年‘名不副实’的大耻辱！”1922年底，胡适在北大25周年校庆日发表演讲，虽然肯定了北大五年来实行“教授治校”制和“开学术思想自由、容纳个性发展风气”两大功绩，但紧接着话锋一转，指责北大的缺陷恰恰在于“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最后他还说了一句可能会得罪很多北大人的祝愿，“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

1925年8月18日，北大评议会表决李煜灜所提的“北大脱离教部案”（抗议北洋政府教育部对女师大学潮的弹压），此案一出，正反双方激辩三小时仍不得其果，最终只好投票表决。对于此案，胡适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投了反对票，他之所以投反对票，并不是出于对北洋教育部恶行的支持，而是反对北大卷入“政治漩涡”和“党派政争的漩涡”。可是，表决结果却以七票赞成、六票反对而通过，并对外宣布“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胡适对此结果大失所望，去意日坚，遂于当年10月辞职离开了北大。

胡适从北大辞职之后，到上海多所大学兼课，1928年春至1930年春非其所愿地当了两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当这个校长，与一流大学的理想没有任何关系，纯属不忍心拒绝母校的一片盛情。执掌中国公学虽与他的一流大学理想无关，但与他的大学信念却很有关，胡适掌校期间，学校“不挂国民党党旗，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各种主义和学说“任由学生各抒己见”。胡适身为校长，仍将主要时间用于做学问，也兴之所至地发表文章纵论时政。1929年他连续发表多篇文论，抨击当局的“训政”体制，主张实行“宪政”、保障人权、民主、自由。他因言获罪，于1930年春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

胡适于1930年底到北平，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大校长蒋梦麟闻此消息大喜过望，胡适人还没到北平，他就将北大兼职教授的聘书寄给了胡适。胡适当时对北大仍然心灰意冷，无意兼职，但抵挡不住老朋友的轮番劝驾，于是答应义务为北大兼课。当胡适1931年2月10日重新站到北大的讲台上，他那一流大学的理想又重新被激活。他在北大任教多年，离开北大后的五六年里其实也一直在关注北大，与北大仍有频繁的联系，对北大的实际“程度”心知肚明。胡适明白，要把北大往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建设，关键在于加强北大的学术研究，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准。于是，他利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之便，决定资助北大的高水平学术研究。为此，他起草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北大革新事业》和《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计划五年内由中基会和北大每年各拨出20万元作为特别“合款”，用于北大设立“研究教授”岗位、购置图书设备、设立奖助学金。计划生效之后，由于北大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每年拿出20万元并入“合款”，因此这项“合款”计划实际上有名无实，完全是靠中基会的“单款”在支撑。胡适为此还受到外界不少非议，说他利用职权偏袒北大。好在胡适认准目标、顶住压力，力推计划从1931年起实施。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被称为北大的“中兴”时期，重要标志就是学术研究的“中兴”，这与胡适力推的这项计划无疑有很直接的关系。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其实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对此胡适也不否认。1934年10月10日，胡适发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一文，很难得地褒扬了中国大学的进步：“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一十所大学与学院了，这里面，除了极少数之外，一切学系都是中国人做主任做教员了；其中好几个学系是可以在世界大学里立得住脚的；其中也有许多学者的科学成绩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这不能不算是二十三年中的大进步吧？”尽管调子不算高，但态度还是诚恳的。然而，胡适的理想是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中国人做主任做教员”和“几个系”立得住脚的问题。而用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来衡量，中国大学的这点成绩在胡适眼里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这点成绩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因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就必须“在将来十年二十年中做到更大百倍的成绩”。

在胡适的理想中，一流大学首先是学术研究的机构，以学术研究为中心，有实力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一流的研究成果。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在胡适的整个高等教育生涯中，从初入北大时倡导建立研究所、研究会，到主张北大在“提高”上下真功夫，“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都是这一思想的不同表达。即使身在中国公学校长的位置上，他也没有忘记对北大的这一期望，甚至还对北大来客表示，希望“把北大改作研究院”；他还很一本正经地与北大诸君合作草拟了一份“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拟逐年减少本科生和预科生、增加研究生，使北大“五年之后完全成为研究院”。他在北大推动与中基会的“合款”计划，目的也在于此。

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创始人吉尔曼（D.Gilman）、弗莱克斯纳（A.Flexner）二人频繁地出现在胡适的言论中。胡适称赞他们二人是“对美国现代大学教育改革有大功”的人，因此霍普金斯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自然而然地成为胡适执掌北大的两个样板。1947年秋胡适在题为《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演讲中指出：欧洲之所以科学发达，主要缘于“自中古以来留下好几十个大学”，正是这些大学千百年来没有间断，“不断地继长增高，设备一天天增加，学风一天天养成，这样才有了科学研究”，从而造成科学的革命；“美国以前没有University只有College”，美国有名副其实的大学是在南北美战争以后，而其划时代的标志就是霍普金斯大学。胡适的结论是，科学研究要“以大学为中心”。胡适推崇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提出的“研究是一个大学的灵魂”“要把创见的研究，作为大学的基础”的思想，推崇吉尔曼欲把霍普金斯大学办成一所“以研究院作本体的大学”的主张。胡适甚至认为，正因为“有了吉尔曼的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才有研究院作本体的大学，美国才把旧的College提高到University，才有了真正的大学”。胡适也同样推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办者弗莱克斯纳，推崇弗莱克斯纳“大学就是一个小小的学术研究中心”的理想。对于这个“小小的学术研究中心”，胡适做如此描述：“没有课程表，没有上课时间，只有一些有天才又有学问的第一流人才在那儿独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论辩，把他们的全副精神用在纯学术的思考上。”字里行间掩饰不住他的艳羡之情。

要把大学建设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还需要相宜的高等教育制度来保障，胡适在这方面的思考，也是因一个不小的刺激而引发的。1936年9月，胡适作为北大、南开和中央研究院的代表，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世界各国共有五百多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派代表出席了这一盛典，庆典活动的入场式，是按这五百多名代表所代表高等教育机构的建校时间长短，排队游行入场。在这个长长的队伍里，胡适所代表的北大排在第419位，南开排在第454位，中央研究院排在第499位。这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排队次序问题，但对胡适的刺激实在不小，不亚于二十多年前的亚丹之问。胡适不仅对此感到很“惭愧”，而且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欧美大学为什么能够长久延续，高寿的已有九百多岁，而且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不断继长增高，大多成为世界著名大学，连建国才一个半世纪的美国，居然也有了三百岁的哈佛，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为什么“竟没有成立五十年的大学”？“为什么在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大学的历史却会这样短”？这个刺激将胡适对一流大学的思考，引向了更深的制度层面。

胡适的主要结论是，欧美大学“不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们的运作主要靠三个组织，即“主持财产的董事会”“终身任教职的教授会”和“很有力量的校友会”。胡适认为，正是通过这三个组织的维持和维护，大学保持了独立、自治和中立，无论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大学一般都能免受其颠覆而我行我素。反观中国古代，虽然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辟雍和泮宫，汉代又有结构严密、规模庞大的太学，但在胡适看来，中国古代这些高等教育机构都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太学的祭酒是朝廷属官，博士也是朝廷属官，因而“受政治的牵扯太大”，一旦改朝换代，这些机构或者更名改姓、改弦更张，或者干脆死路一条，总之都不得长寿。在胡适的理想中，一流大学一定是独立、自由、自治的大学，一定是能够“把握着自由独立的传统”的大学。在胡适生活的年代，党派势力对大学的干预，强权对大学的摧残，比比皆是，胡适认定这正是中国大学继长增高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大学走向一流的最大障碍。正是基于这一信念，胡适旗帜鲜明地反对把大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对“党化教育”，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疾呼，“希望学校没有党派”，希望大学要“把握着自由独立的传统”。至此，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超越了单纯的情感层面，更加趋于理性。在他的理想中，只有能够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有高水平的学术创造，才能称之为一流大学。而要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创造，就必须有独立、中立、自治的制度来保障。正是在一流的科研和独立自治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大学才能真正成为一流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学术文明的中心”。在胡适的心目中，科学研究和独立自治不仅是一流大学的双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流大学的象征。

中国近代大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虽然多有可圈可点之处，甚至不失辉煌之处，但距离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依然遥不可及，即便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北大，也难望世界一流大学之项背。胡适之所以对北大和中国大学发表了那么多、那么尖锐的批判言论，实在是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1934年底胡适公开发文很“愤青”地写道：“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从1914年的《非留学篇》起，“耻辱”一词似乎就始终掺杂在他关于中国大学的各种言论中，从未消失过。

1946年秋，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一流大学理想重新点燃。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无为而治不同，胡适接掌北大后是很想有为而治、有所作为的。10月10日北大新学年开学典礼，胡适第一次以校长身份发表演讲，他把北大48年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清末的“开办时期”，蔡元培的“革新时期”，20至30年代的“过渡时期”，30年代的“中兴时期”，抗战中的“流亡时期”和“新北大时期——现在的北大”。胡适说，“现在是新北大了”“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努力做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这个演讲可以看作是胡适的治校方针，既体现了他的一流大学理想，也流露出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他的某种忧思。

胡适在当时的中国是如日中天的学界领袖，虽身兼数职、参与国事，但他始终把北大校务摆在首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他是真想有一番作为，把北大办成“一个像样的大学”。然而，政局的动荡、战火的延绵、学潮的汹涌、人心的涣散，北大当时正处在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之中，留给胡适“有为”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了。尽管如此，胡适在短短的两年校长任上，确实还是有所作为的，比如，增设工学院、东方语文系、土木系、化工系、德文组，调整生物学系，聘请大批知名教授，恢复教授休假制度和教师海外进修制度，完善学生转学制度，设立大一课程委员会，等等。特别是被他看作一流大学基石的学术研究，胡适更是全力以赴地推动。他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修订教师晋升等办法，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在他的力推之下，处于非常时期的北大，在古生物地质、光谱、数理统计、考古、《古兰经》译注等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成绩斐然。

1947年9月，胡适基于一流大学的理想，提出了一个不可谓不宏大的“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他的所谓“学术独立”，主要包含了四个目标：一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是“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是“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是“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负担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为此，胡适建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成为“十个第一流的大学”，“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胡适还建议，对于这些大学，一方面是充分增加其经费，用最大力气发展学术研究，使之在五年之内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另一方面是，通过这十所大学推动“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革新”，同时促进包括“大学”的观念的“根本改换”。他援引霍普金斯大学和吉尔曼的先例再次强调：“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因此，“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

这份计划不仅目标宏大，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实际上就是一份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是胡适三十多年思考和经验的一个集中表达。胡适对这份计划自我感觉很好，最高当局也表示了首肯。但这份计划提出之后，结局却完全出乎胡适预料。首先是在北大，9月23日胡适兴致勃勃地召集教授讨论这个计划，他的本意是由北大先抛出一个具体方案以争取主动。孰料当时教授们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争温饱”，哪还有心思讨论这个计划。整整三个半小时，“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还有教授发牢骚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一盆冰水当头而下，浇得胡适透心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此事，无奈地哀叹道：“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另外，这份计划在媒体上公布之后，在文化教育界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议，虽然赞同者不少，但质疑的声音更多：一是未被胡适点名列入计划的几所著名大学或不太著名的大学，其校长或者教授纷纷在媒体发声，声称胡适选定第一批五所大学的依据不足；二是质疑“学术独立”的概念，认为过于强调“独立”会削弱中国大学与外国大学的交流合作；三是质疑集中力量办大学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厚此薄彼，会导致严重的不公平。1947年秋冬之际，争议的声音沸沸扬扬，胡适自己也不得不经常出面答记者问以应对，不胜其扰。

这份计划虽然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但也仅限于“首肯”，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当真。当时国势正在土崩瓦解之中，当局哪里还有心思和财力真去落实这份“十年大计”。胡适的这份宏大计划，最终成为一纸空文，甚至成为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之笑柄，是必然的宿命。而胡适本人，也于1948年底在隆隆炮声中仓促离职南下，就此永远离开了北京大学，他的一流大学理想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从1914年播下种子，到1962年他猝然离世，在他的头脑中翻腾了将近半个世纪。他努力过、奋斗过，也挫折过、失望过，但这一理想始终未消失过。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实际上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是他个人的一个美好愿望，所缺少的正是“小心的求证”。胡适未能小心地求证中国近代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差距，也未能小心地求证中国近代大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他虽然看出了古代太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因而不能长期延续的原因，但却未能小心地求证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环境对大学发展的制约作用，而是对这个制度抱有某种幻想；他虽然看出了历史的病因，却未能诊断出现实的病因，因此，他开出的药方就不可避免地有不合时宜、不对症的地方，1947年的“十年计划”就是典型的一例。然而，正如唐德刚所说，胡适是一位“照远不照近”的宗师，他的一流大学理想，在中国近代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里显得过于超前，过于书生气，但在21世纪的当下，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宏大工程的开启，其意义终于彰显出来。一方面，胡适的一流大学理想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是我们在解答世界一流大学命题时不能不“综述”的一份重要文献；另一方面，胡适为一流大学理想而奋斗的实际历程也告诉我们，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改革和发展过程，需要从根本上下功夫，从最薄弱之处做补短的工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