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重要途径。为解决现阶段我国产教脱节、校企合作动力不足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探究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关系机制与实践路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价值一致性对协同育人效果和知识整合能力影响不显著。战略互补性通过知识交互与知识融合对协同育人效果影响显著，是产教融合主体关系匹配的主要动机来源。协同育人路径以知识交互为基础，知识融合为“纽带”，知识整合能力在其中发挥“桥梁”中介作用。

关键词：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关系匹配；知识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需要大批卓越工程师来解决工程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培养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卓越工程师是把握时代机遇的关键变量。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化建设，把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2018年，教育部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简称“卓越计划2.0”），以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为任务举措，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机制创新，通过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等项目计划全方位、深层次、大力度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在取得可喜实绩的同时，仍存在“上热下不热”“校热企不热”的被动局面，产教合作动力不足、协同程度不深成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痼疾”。因此，如何促进产教融合主体关系互动，找准协同育人有效路径是打开“症结”的关键钥匙。具体而言：一是产教融合主体的合作动机是什么？二是主体关系匹配性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作用机理和实践路径是什么？本研究在既有理论基础上，聚焦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知识资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高校、企业关系匹配性与协同育人效果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知识整合的中介效应发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为进一步开展“卓越计划2.0”提供实证依据。

（一）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关系机制与协同育人效果

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关系本质是组织关系匹配，育人主体通过资源整合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协同关系。其内容包含两方面：一是主体关系匹配性。育人主体在考虑共同目标、资源与能力基础上，会选择与之价值一致、战略互补的伙伴建立匹配关系，关系匹配好坏直接影响合作成败。二是主体知识整合。知识整合是育人主体间信息识别、筛选、匹配的能力表现，知识整合能力决定组织跨界合作与协同绩效。因此，产教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是多元主体关系匹配、知识整合的跨组织合作过程。

现阶段，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遵循产业需求导向和全人教育原则，把平衡人才培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核心理念，从多维视角评价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效果。从产业需求角度看，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应当与职业能力标准相一致，通过岗位评价指标或职业工程师认证资格来衡量育人效果。从人才成长角度看，人才培养应当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以人才的全面发展来评价育人效果。还有学者从综合评价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以单一标准衡量育人效果，而要融合社会、经济、产业多元价值需求，既重视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的培养，还关注人才身心健康、道德素养等个人成长教育。总体看来，卓越工程师培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关乎产业发展需求，还与人才成长紧密相关。

（二）关系匹配性、知识整合对协同育人效果的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设

关系匹配性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前提基础，价值一致性和战略互补性是实现主体关系匹配的合作动机。首先，育人主体在价值一致性因素影响下，以共同价值观、信任与好感度形成内驱动力，建立紧密耦合的强关系合作。共同价值观能减少主体间认知分歧与利益冲突，为共商共建人才培养目标奠定基础；信任与好感度能增进主体间沟通交流，增强知识流动与相互学习，信任程度越高知识共享与转化程度就越深，越能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增进双边关系稳定。其次，在战略互补性因素影响下，各类主体间战略目标协同、资源能力互补有助于扩大知识整合渠道与合作范围，建立松散耦合的弱关系合作。共同的战略目标能使育人主体快速聚焦共同利益，筛选匹配合适的合作伙伴；资源能力互补能减少同质化、重复性资源投入，避免资源浪费的同时增强资源共享的及时性、丰富性与异质性，有助于学生快速了解前沿知识，提升研发与创新能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主体间价值一致性对协同育人效果有正向影响；

H1b：主体间战略互补性对协同育人效果有正向影响。

知识整合是主体关系匹配性的作用机制。从知识管理角度看，知识整合是各类主体对异质性、碎片化、分散性知识进行筛选、匹配并组成新知识系统的过程，还是知识主体对分散知识进行融合、转化、集成的能力组合，其内容实质是知识重构，由知识交互和知识融合两部分构成。首先，知识交互是育人主体进行知识共享、转移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不仅强调知识流动的范围，还关注主体间的知识共享意愿和获取能力。良好的知识交互能力为育人主体提供广泛的知识获取渠道，知识双向流动能增进彼此交互学习，增强知识转移效率，补充自身“空白”，为人才培养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实践经验。其次，知识融合是育人主体将分散知识进行甄选、转换、融合与重构的过程，高效的知识融合能力能快速抽取所需知识资源，并对其进行融合创新，为更新人才培养知识体系，提升知识生产能力提供保障。较之知识交互，知识融合更侧重于知识系统的重构与创新，使新旧知识融合成新的知识系统。知识系统更新能将产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知识体系，使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发展保持一致。基于此，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H2a：育人主体知识交互对协同育人效果有正向影响；

H2b：育人主体知识融合对协同育人效果有正向影响。

育人主体关系匹配性影响知识整合深度与广度。首先，主体间价值一致性能增进知识交互、知识融合的深度。育人主体间共同的价值观能减少矛盾分歧，有利于达成目标共识，增强知识流动与共享，知识交互程度越深，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就越便捷，知识融合程度也随之加深。同时，信任与好感度会增进主体间沟通与交流学习，建立紧密深入的合作关系，这种深度合作能保持知识流动的通畅性与稳定性，降低机会主义带来的风险损失，减少交易成本和资源损耗，随着隐性知识被深入挖掘和转化利用，知识融合与创新能力也随之增强。其次，战略互补性能扩大主体间知识交互、知识融合的广度。育人主体间战略目标协同能弱化组织边界，拓宽知识整合范围，知识交互广度越大带来的知识数量、种类就越多，丰富多样的异质性知识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增强知识融合动力。此外，资源与能力互补有易于获取新知识，新旧知识相互兼容能发挥知识融合效应，知识种类越丰富，互补性越强，越能激发知识融合广度。因此，主体关系匹配性能拓宽知识共享渠道，丰富知识获取数量与种类，增强知识交互宽度和知识融合广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主体间价值一致性对知识交互有正向影响；

H3b：主体间价值一致性对知识融合有正向影响。

H3c：主体间战略互补性对知识交互有正向影响；

H3d：主体间战略互补性对知识融合有正向影响。

基于前述理论可知，育人主体的关系匹配性能增进知识交互与知识融合，进而影响知识体系更新与卓越工程师培养质量，知识整合在关系匹配与协同育人效果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主体间知识交互对知识融合有正向影响；

H5：主体间知识整合在关系匹配性和协同育人效果之间有中介效用。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构建概念模型。（见图1）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分析。调查对象为参与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等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高校与企业。选取原则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匹配性原则，考虑到育人主体不止有一个合作对象，且不同主体可能存在共同的合作对象。因此，受访者选择与其合作关系紧密的另一方共同完成问卷调查。二是全面性原则。研究对象应覆盖产业价值链上游、中游与下游各环节，根据产业分工将企业类型划分为研发设计类企业、生产制造类企业及制造服务类企业。根据《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实施操作指南（第二十一期）》将高校类别划分为学术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应用型三类。三是普适性原则。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分布以及对人才需求类型特征，样本选择及数量分布应与实际需求相适应。

问卷发放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方式，分布于辽宁、浙江、江苏、甘肃、新疆等多个省、自治区。共发出459份，回收372份，回收率为81%，剔除无效问卷49份，获得有效问卷323份，有效回收率是70%。其中，高校占比56%，企业占比44%；高校类型中学术研究型高校占34%，教学研究型高校占45%，教学应用型占21%；企业类型中研发设计类企业占16%，生产制造类企业占55%，制造服务类企业占29%。受访者类型统计：高校人员中教授占32%，副教授占40%，讲师及行政人员28%；企业人员中总经理或项目负责人占15%，研发设计部门主管11%，生产与运行管理部门主管占65%，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占9%。

（二）变量测量

问卷量表均借鉴中国情境下已有研究成熟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式量表对价值一致性、战略互补性、知识交互、知识融合和协同育人效果五个维度进行测量。量表设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应用SPSS 23.0软件对问卷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分析。如表2所示，各维度测量指标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6，说明测量变量能够有效反映相应维度的潜在特质，且各维度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0.7，代表该样本数据具有良好信度。进一步对各维度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进行检验，大于标准值0.5和0.7，表明该测量模型各维度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费耐尔（Fornell）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当AVE的开平方根大于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时，则表明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如表3所示，测量模型区分效度良好。

（二）假设检验

借助AMOS 26.0软件，构建育人主体关系匹配性和协同育人效果的直接效应（模型1）和间接效应（模型2）结构方程模型，利用模型统计结果对前提假设进行验证。其中，直接效应用以检验价值一致性与战略互补性对协同育人效果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是以知识整合为中介因素，通过检验知识交互与知识融合的中介路径以解释其内在关系路径。

1.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模型拟合优度是检验理论模型与数据间拟合度是否契合的测量指标。根据吴明隆教授建议，X²/df介于1~3之间表示模型适配度良好；RMSEA值应当介于0~1之间，且<0.05表示模型契合度良好，<0.8则可接受；GFI、NFI、RFI、IFI、TLI和CFI的各项指标与模型拟合度成正比，>0.9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如表4所示，模型1与模型2均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可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

2. 主体关系匹配性对协同育人效果的直接效应模型检验。基于前述理论，将价值一致性与战略互补性两个维度作为外源潜变量，协同育人效果作为内生潜变量，建立主体关系匹配性对协同育人效果的直接效应模型。（见图2）通过假设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育人主体间战略互补性对协同育人效果路径系数为0.666，具有显著影响（p<0.001），假设H1b成立。价值一致性对协同育人效果影响不显著，假设H1a未得到支持。

3. 主体关系匹配性对协同育人效果的间接效应模型检验。将知识整合作为其中介影响因素，增加知识交互与知识融合为内生潜变量，构建主体关系匹配性和协同育人效果的间接效应模型。（见图3）通过假设检验分析可知，（见表6）知识交互对协同育人效果路径系数为0.298（p<0.05），知识融合对协同育人效果路径系数为0.497（p<0.001），战略互补性对知识交互路径系数为0.688（p<0.001），战略互补性对知识融合路径系数为0.682（p<0.001），知识交互对知识融合路径系数为0.375（p<0.001），H2a、H2b、H3c、H3d和H4假设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假设检验。而H3a、H3b未通过检验，假设不成立。

4. 中介效应路径检验。本研究样本数量属于中型规模，适合选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基于模型2对中介作用路径进行检验。共建立6条中介路径，分别为“价值一致性→知识交互→协同育人效果”（A1）；“价值一致性→知识融合→协同育人效果”（A2）；“价值一致性→知识交互→知识融合→协同育人效果”（A3）；“战略互补性→知识交互→协同育人效果”（B1）；“战略互补性→知识融合→协同育人效果”（B2）；“战略互补性→知识交互→知识融合→协同育人效果”（B3）。设置95%置信区间，重复采样 2 000次，绘制标准化中介效应路径检验表。（见表7）

经检验B2路径置信区间为［0.066，0.681］，B3路径置信区间为［0.039，0.592］，均不包含0且具有正向显著性（p<0.05），假设H5得到检验支持。由此可证，知识整合在主体关系匹配性和协同育人效果之间具有中介效应，通过“战略互补性→知识融合→协同育人效果”和“战略互补性→知识交互→知识融合→协同育人效果”路径发挥作用，形成从战略互补性到协同育人效果的作用链。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实证分析，得出战略互补性是育人主体参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动力来源，对协同育人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能力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知识融合是知识整合能力的核心环节。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直接效应模型和间接效应模型均证实了战略互补性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直接驱动因素。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卓越工程师培养本身具有战略属性。国家为应对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人才结构错位、供需失配、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提出“卓越计划2.0”战略举措，旨在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优化资源配置，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途径培养高质量人才。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内容本质是多元主体跨组织、跨边界资源整合与联合培养。想要发挥协同育人功效，唯有通过战略目标一致、资源与能力互补来打破组织边界壁垒，促进资源流动与融合创新。因此，现阶段我国“卓越计划2.0”得以有效实施主要受战略互补性驱动因素影响，不仅强调多元主体间资源依赖、能力互补的特性，还重视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导向，以战略目标协同、资源与能力互补来促进产业链、教育链“同频共振”。

鉴于假设H3c、H3d检验支持可知，战略互补性是育人主体间实现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来源，对知识交互和知识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更注重知识整合广度，而非深度。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产教融合仍处于探索阶段，组织机制壁垒阻碍知识交互与知识融合，主体间更倾向于以弱关系扩大知识获取途径，以战略互补性关系满足现阶段知识生产需要，资源共享深度仍然有限。二是卓越工程师培养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更新知识体系为核心内容。战略互补性能拓宽知识共享范围，及时获取前沿信息，有利于更新人才培养知识体系，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因此，现阶段卓越工程师培养更倾向于以战略互补性合作关系获取丰富知识资源，通过更新知识体系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基于假设H4、H2a、H2b检验结果可知，卓越工程师培养是育人主体以知识交互为前提条件，知识融合为关系“纽带”，知识整合为结果的关系协同过程。由于高校、企业知识交互能带来前沿信息、碎片化知识，只有经过知识融合才能使异质性知识发挥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作用。因此，各类育人主体通过知识交互获取丰富异质性资源，再以知识融合将取得的新知识纳入人才培养知识体系，通过知识整合达到弥合产业链与教育链知识间隙的作用。同时，知识融合能柔化组织边界，为多元主体跨组织知识生产、价值共创提供可能性。故此，知识融合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发挥整合分散资源、促进组织跨界融合的联结功效，是知识整合的核心环节。

通过H5路径分析结果，验证了知识整合能力在育人主体关系匹配性与协同育人效果之间具有中介效应。这说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是以知识整合为中介“桥梁”，经过知识交互与知识融合过程实现知识整合创新、协同育人效果。具体而言，知识整合本身是一种能力资源，知识整合能力在协同育人关系网络中起到连接异质性资源、协调任务关系的中介作用，是主体能力匹配的关键指标。其次，知识整合能将人才培养知识体系与产业需求相挂钩，协调产教脱节、知识系统不匹配等问题，是知识系统连接的“桥梁”。由此，知识整合能力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匹配主体资源与能力，对接产业需求的“桥梁”作用。

（二）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模型分析结果不支持价值一致性对协同育人效果和知识整合能力的显著影响，这与部分学者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分歧。然而结合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经验来看，既有研究与实证结果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冲突。现阶段，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项目大多以浅层契约式合作为主，具有短期性、松散耦合性关系特征，知识交互也集中在显性知识流动为主，对关键技术、经验等隐性知识转移十分有限。从短期成效来看，这种基于战略互补性驱动影响的松散耦合关系有助于广泛、快速地获取丰富资源，使学生迅速了解产业前沿知识，改善传统模式中知识体系陈旧、产教脱节等问题。但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战略互补性合作关系难以挖掘并利用主体内部优势资源，尤其不利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与融合创新，无法实现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更新。换言之，战略互补性合作关系缺乏持续动力与稳定性，没有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长效利用。因此，想要建立卓越工程师培养长效合作机制，不仅需要重视主体间的战略互补性合作，以外驱动力搭建良好关系网络，还要促进价值一致性协同，以内驱动力稳固协同育人关系，充分调动育人主体合作动机与资源优势，提高协同育人效果。

在新经济形态下，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关系机制，促进多元主体资源整合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核心任务。为构建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必须同时调动育人主体间内部和外部双重驱动力，做好“两手抓、齐步走”的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设计。一手抓主体资源整合，发挥各类主体资源优势与融合创新动力，改进教学资源和教学质量，搭建好资源整合这座“桥梁”。另一手抓合作关系网络，以松散耦合关系网络拓展资源获取渠道与协同育人范围，再以紧密合作网络稳固核心资源的深度挖掘与长效利用。通过调节主体间关系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步调一致”，实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长效合作和“卓越计划2.0”的深入实施。

【张婷婷，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冲，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5期